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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相比西方,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脱节

2015-08-12 17:43:12第 237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百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的命运如何?

凤凰大学问、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中心和东方出版社联合举办蓟门书院活动,隆重邀请了雷颐、杨奎松、金雁和展江教授同聚一堂,由知识分子谈社会转变,从社会转变看知识分子的命运。凤凰大学问独家整理发布活动内容,与广大网友分享。

以下是杨奎松老师的演讲内容:

雷颐刚才举的例子主要是张申府,张申府的个性看成知识分子的个性,有的知识分子不完全都是那个样子的,有的知识分子因为个性没有融入团体的或者政党生活之中,有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容易进去,哪怕是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前途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做政治选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些人是适应的,有些人是不适应的。只不过我们怎么评价他们的选择究竟是对,究竟是不对的,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从孔乙己看中国知识分子为何站不起来

这里我要谈到一点,今天早晨读《北京青年报》,看到刘震云和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有一个报告,跟中文系的学生对话。他其中特别讲到鲁迅,他说他特别看中鲁迅的三个人物,一个阿Q,一个是祥林嫂,一个就是孔乙己。他把阿Q,形容成为整个国民一个父亲,通过阿Q看待中国近代国民整个的性格非常复杂,也非常可悲。祥林嫂他认为代表中国女性母亲的形象。这两个形象我看了没有太多的感触,他讲到孔乙己,他说孔乙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父亲。他接下来改孔乙己这样一个形象,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属于悲哀的,你看孔乙己就可以看出来,鲁迅描述孔乙己的最后他的腿被打折。孔乙己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甚至不能站起来看世界。以至于他最后完全趴着,最后大家读孔乙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被打断了腿,他双手爬到酒馆来喝酒。最后一次喝完酒以后就死掉了。他形容中国知识分子,你连站都站不起来,你如何看到未来,看到世界,如何知道百姓。这个实际上正好联想到这个孤寂百年,确实让我们有很深的感触。

首先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都站不起来?这个站不起来跟什么原因有关,是不是像他说的被打断了腿,还是其它的原因。假如回过头看孔乙己那个小说,我想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描写一个酒馆,酒馆有三个世界,一个世界是酒馆的老板,一个商人控制整个运营。还有一个世界,一个穿长衫的,比较富裕的人,有文化的人,有头脸的人,他们穿长衫,他们可以在里间,他们可以坐着喝酒。还有一个世界,就是外间,外间穿短衫的,都是打工的,或者那些农民。他认为这三个世界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孔乙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这三个世界都融入不进去,既不能跟商人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很难上层的有权势的穿长衫这些有头脸的人发生关系。同时跟打工的农民或者那些普通劳动者也没有条件发生关系。换句话说,这三部分人都在嘲笑他,每一部分人都把他看成异类。当然他没有讲这个故事,但是他讲孔乙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最后变成这样一个命运,跟这个故事有密切的关系。

欧美的知识分子跟贵族或第三等级结合,实现对社会的改造

这个让我联想到一点,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跟英国的,跟法国的,甚至跟美国的,当然不敢说跟俄国的,待会儿金老师讲。跟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启蒙运动,十七、十八世纪那个过程,最后导致国家发生大的变革,这种变化,从专制制走向了民主制,他们奋斗了很多年,付出很大的牺牲,也有人中途夭折的,也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社会冲突等等。但是有一条,这些知识分子在那个社会里,在那个时代,特别是17、18世纪那个时代基本上有一个结合的,他们会影响到,无论影响贵族,英国很多知识分子极大影响了贵族。在法国很大知识分子极大影响了第三等级,他们跟社会有结合的,在美国的话,美国虽然启蒙思想知识分子人数并不多,无论是杰斐逊、富兰克林,无论他们其它的一些,这些人跟政治、重要的金融分子也都是有结合的。这种结合可以看出来,他们并没有脱离在社会各个重要阶层之外,以至于他们会有他们发声的场所。最后哪怕法国大革命,不管是哪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哪怕就是说我们批评文学式知识分子走的极端,但是毕竟有他的群众。他们能实现,从民主制度变成专制制度,他也通过投票来实现的。

知识分子要影响社会,首先要实现文字转换,要满足大众阅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所谓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差距。我是非常相信刚才雷老师讲的,我们讲梁启超,梁启超在很早,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包括严复,戊戌变法开始启蒙的思想,开始接受西方的概念,包括到了日本,严复在国内传递各种各样的接受西方观念和这种思潮,做引领的工作。他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初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高度,而且对中国的国民性,对中国专制制度批判,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五四运动。但是问题为什么后来还会发生五四运动?这个很吊诡轨的现象,前面启蒙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面不应该再发生一次运动。

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清楚注意到这个差别,这个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文字,比如在梁启超当年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其实他们宣传的对象还是读书人,还是那些旧的士人,还是那些官绅。也就是说,他用的都是文言文,半个文言文,基本上一般老百姓都看不懂。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白话文的报纸,1902年《京华日报》在北京很多主要的街口贴在一个木板上,然后每天雇人从早晨开始念报纸,从头开始念完,很多老百姓围在那儿去听,他们不认字,他们去听这些东西。1903年,《安徽俗话报》你会看到,在那个逐渐有一个大家的普及,换句话说,中国的民众当时大多数不认字,至少根本读不懂内容。所以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时期开始做这个工作,首先要做一个工作要做一个文字的转换,要做思想的普及化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用了很多年。我们说,为什么到1919年,到五四运动,或者说我们从1915年青年杂志开始创办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其实最早的文章还是半个文言文,还是很难读,一直到五四前后开始推白话文,所有大众阅读能力提升上来。

英国与王权竞争的是有文化的有产者,而中国的有文化群体很落后

我是这么想,知识分子和社会的这种脱节,在中国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就在于中国的教育程度,识字率,中国的百姓对各种活动的参与。英国过程的非常清楚,他是从1215年一直到1689年等等,从大宪章之后,一直到权利法案,一步一步逐渐在拓展,本来都是贵族的事,贵族跟国王争权力。从贵族扩大到有赋税的,有财产的这些人,然后再进一步慢慢扩展。这个过程和它的整个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都是同步的。社会大众对政治的参与也跟他们的文化程度也是相适应的,一步一步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可以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近代最大的问题,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如果说要知道的话,就必须要有专门的白话报纸,专门的人去给你读。识字的问题,我们说西方的教育,学校开始从1905年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搞,最后到了五四的时候确实形成学生群体,但是这个群体毕竟还是有限的。所以中国的问题,一直到1949年以前,甚至再往后一点,一直是落后国家。落后国家和西方那么先进的,超出中国当时国民,甚至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所能理解,所能接受的那样先进的启蒙思想,或者关于民主宪政的思想,或者雷颐讲的关于国民、公民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思想你都可以讲,但是真正能听懂的有几个?

庞大的农业人口让国民难与城市代表的现代文明结合

在现实生活中,大家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因为没有做过国民,不知道这个国民的权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整个社会也没有什么变化,中国的宗法社会,农村的人口占90%以上,城市就这么大,就这么一点人口。一直在解放初期,解放的时候,城镇人口数字比例的10.6%,10.6%什么意思,是城镇人口。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可能连10%都不到,还有很多镇的人口,就像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城镇人口比例大概已经超过50%,是54%还是56%,到2014年。但是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口,相当多数的人口其实还是小镇子上,还是在县城里面。这些人,很多子女确实进了城,但是和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城市整个的文明礼貌、生活秩序,各方面很难完全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在报纸上不断看到国民素质的问题,什么中国游客的素质太低,到处会有人,香港、台湾会骂怎么样,我们会出各种各样的规范大家要讲文明,讲礼貌,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大声喧哗等等。城市生活中不是问题,你不懂得生活,因为大量的农民迅速进入到城里面,快速适应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西方城市经过几百年形成一套一套的卫生的规范,交通的规范,各种各样守法的这些东西,大量制度性的东西。

国民性的批判没能超越鲁迅,知识分子与国民文化的差距,他们孤寂是必然的

中国确实处在发展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和知识分子的先进性,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知识,在国外接受这样那样的知识,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观念,接受新的观念就受不了,鲁迅拼命的骂中国的国民性,这个国民性改不了,一直到1984年柏杨在台湾他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讲那些问题跟鲁迅批判的那些问题还是一样的,鲁迅20年代、30年代骂中国人,骂国民性的问题。到了柏杨80年代,柏杨骂的还是台湾的中国人,那大陆呢?相对来讲在这方面问题就会更多,国民的素质和国民的这种教育,国民文化的程度和知识分子之间这种差距,这是我的解读,不知道雷颐同意不同意。我的意思是说,孤寂百年其实我很相信,知识分子的孤寂是必然的,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是他们很难,完完全全适应中国现实的社会,确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到今天为止,很多知识分子还是,因为中国大多数的人口,确实还处在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过渡当中。所以我们不能急,哪怕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知识分子,我们不能急,社会的进步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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