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国2017-01-10 第380期

魏格林:民族主义与国家如何对待历史密切相关

西德的叙述强调德国人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拯救了他们,而对犹太人受难者表示同情;东德的叙述强调反抗,但不提倡对犹太人受难者的同情。两个不同叙事与两种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大概可以简单概括的对立:东德的潜在民族主义是西德不能接受的;而西德丝毫没有民族主义,也是东德所不能接受的。

作者:魏格林,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系教授

一般中国学者会认为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省彻底而又没有任何遗留,但事实上德国人的反省不是这样简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26年前,当德国统一时,大概没有多少人能预料到东、西德在反省希特勒第三帝国的问题上会出现明显的区别。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个成功面对第三帝国历史的国家,它的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都以为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众也会认可这一成功,接受西德有关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叙述。

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随着极右翼思想在东德年轻人中影响越来越大,德国一部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研究东德的记忆文化及其对第三帝国的反省。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是假定极右翼的影响力建立在年轻人对希特勒第三帝国历史的误解之上。

其实,东德极右翼势力产生的原因不仅在于对东德现实的不满,也与不接受西德对过去的反省态度有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西德反省中的内在尴尬,即通过责备自己过去的错误来求得国际认可。而这种自责的态度,又引出一个“非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和以“非民族主义”自傲的精英阶层。

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态度固然对适应新的形势很有利,但是,一部分民众,特别是底层平民因感觉到国家不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处于不安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强烈的民族主义成为极右翼吸引这部分人群的重要思想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德右翼影响力的增长确实与统一后的德国对自己过去的态度有一定的联系。,

胜利者的记忆文化

民主德国是原德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所谓“避难党”在苏联军队的支持下建立的。长期在莫斯科避难的瓦尔特·乌布利希特(1893-1973)于1945 年4 月30 日回到德国,与他周围的所谓“乌布利希特派”一起负责德国共产党在苏军占领区的工作。

这部分人没有与纳粹党合作,也没有参与德国军队的任何战争行为,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与苏联军队一起打败了德国。在以德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后来的民主德国看来,他们当然是反对第三帝国的产物,而后来在西德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是第三帝国的继承者。

后来的一系列事实好像也为这样的视角提供了证明。德国西部的纽伦堡成为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所在地,22 名原第三帝国党、政、军领导人在这里受到审判。其余第三帝国的负责人于1946 年至1949 年期间在美国军事法庭,即在后来的西德被审判调查。

同时,苏军占领区也采取了去纳粹化措施,不过这些措施是原德国共产党(1946 年后改名为“统一社会主义党”)进行土地改革、重工业国有化,即制度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德法律方面的去纳粹化措施于1952 结束。根据这个逻辑,新成立的东德与之以前的第三帝国是天然切割的,不仅无需承担战败德国的任何责任,反而以自己参与了打败德国而骄傲。得到周围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是乌布利希特派与苏联长久以来密切合作的成果和继续。

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无需向周围国家证明自己不会再犯像希特勒第三帝国那样的错误。

不过,在建立东德的过程中,新政权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共产党和与之密切合作的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帝国时期曾受到强烈打击和镇压,人员损失很大,所以它们在社会上的支持者不多。

特别是在第三帝国执政者中不可能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人。如果准备建立以统一社会主义党为核心的政权, 就必须扩大其社会基础、提高行政能力,因此不得不依靠一部分原纳粹党的人来从事各地的行政工作。而统一社会主义党在容许原纳粹党人参与执政的同时,也将他们纳入党内,成为该党党员,甚至动员一些原纳粹党党员参与新政权的公安工作。

1954 年统一社会主义党党员中原纳粹党党员占到25%。这种现象损害了统一社会主义党与纳粹党彻底决裂的形象,但却帮助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特别是解决了包容与否的难题。

为了减少不良影响,东德政府一直谴责西德从未与纳粹政权划清界限,留用以前的行政人员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60年代西德大学生运动要求加强去纳粹化和反省, 或多或少受到了这种宣传的影响。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东德的记忆文化与西德有明显的不同。东德的精英阶层没有必要来责备自己而劝民众学会如何面对希特勒第三帝国所犯下的罪行,并为此承担责任。因为,东德从根本上就属于反法西斯势力,从未与希特勒合作,它可以为此自傲,也可以使东德的民众无需背负历史的包袱。东德民众因为在原来反对希特勒者的领导下生活, 所以只要不离开东德,就表示自己与以前的政权早就划清了界限。因此,东德国家、精英阶层、民众,都无需通过积极反省过去来证明其能够总结历史教训,不让历史重演。

反法西斯战争的记忆文化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尴尬之外,东德新政权还面临另外一个难题,这就是德国共产党内部的分裂。 德国共产党一部分党员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因为在国内无法立足,流亡到欧洲其他国家避难,其中一部分人到了莫斯科,在1941年之后帮助苏军在德国士兵中做宣传等工作。这一部分党员是通过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而反对希特勒第三帝国的。但也有一部分党员被捕后在集中营长期受难,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只能在艰难的条件下参与对希特勒的反抗。 第三部分党员成为地下反抗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设法把反对纳粹政权的力量组织起来,这些被关进集中营和转入地下的党员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一直相当独立地从事各种反抗活动;而在莫斯科的党员一直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保持联系,曾经参与过反法西斯战争。

到战争结束之时,受苏军信任的当然是长期驻莫斯科的乌布利希特派,而不是被关过集中营或者做过地下工作的党员。这些不被苏联信任的党员很快就靠边站,只是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优待。

战后成为东德统一社会主义党领导核心的,是曾经在莫斯科直接或间接参与过反法西斯战争的那部分党员,而不是在德国做地下工作或在集中营的幸存者。

由于这个特殊情况,在东德有关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叙述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中心。 谁对这一战争的胜利贡献最大,谁在权利分配上就最占优势。这个逻辑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同时也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它一方面为统一社会主义党内部划分等级提供了标准,另一方面这个标准导致极少数反抗者和大多数民众之间的疏离,造成党和社会关系的紧张。

针对这一难题,东德政府从50年代中期开始设立各种纪念碑,组织年轻人到集中营旧址参观等,展开一系列纪念活动。东德有一种特殊的类似于新教坚信礼的年轻人的启发仪式。 这个仪式往往在有纪念碑或纪念堂的地方进行,目的在于让年轻人宣誓他们永远牢记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历史。

不过,在集中营旧址设立的纪念馆,使参观者主要了解到的是营内共产党人怎么样组织起来反对纳粹恐怖,而在西德特别受重视的对犹太人的屠杀问题,在东德明显地被排在第二位。除了前述一般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值得考虑:德国犹太人的幸存者,大多数在战后离开德国去美国、以色列了。

当时东德追随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因此从政治上就不能过于强调犹太人在集中营和灭绝营的遭遇。因此,他们对第三帝国的批判和反省也不能像西德那样从同情犹太人受难者入手。这又是东、西德两种记忆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

西德把自己视为第三帝国在法律上的继承者,使得民众摆脱不了德国的两个失败,即军事方面的失败和因为屠杀600多万犹太人的道义上的失败。承认这双重失败是反省的第一步。而东德,因为不把自己看作第三帝国在法律上的继承者,反而把自己当作反对德国军队的势力之一,所以,东德民众认为没有必要去面对德国军事上的失败。

加上东德统一社会主义党的领导都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政权镇压的对象,就更没有必要对希特勒政权惨绝人寰的暴行负责。 因为东德民众是在曾经受纳粹镇压的共产党人领导下,好像也自然而然地与受难者相联,所以,就不再需要站在犹太人受难者一边表达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了。

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到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东德统一社会主义党所宣传的历史观特别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即受破坏、被镇压的人必须起来反抗,才能体现其主体性。

反过来说,西德有关希特勒第三帝国和二战的叙述特别强调德国军队被打败、德国人被盟军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侧面, 而反抗希特勒的势力在西德比较晚的时候才受到重视。

于是,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叙述路径:西德的叙述强调德国人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拯救了他们,而对犹太人受难者表示同情;东德的叙述强调反抗,但不提倡对犹太人受难者的同情。两个不同叙事与两种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

西德民众一步一步地学会了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过去。这种批判的态度成为令世界认可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之, 东德的民众学会了当作“另外一个德国”的代表, 并在这个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采取无需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批判的态度。于是, 西德的民众以否定自己的历史为共识,东德的民众以肯定自己的历史为共识。根据西德的叙述,否定自己的历史主要表现为同情犹太人受难者; 根据东德的叙述,肯定自己的历史主要表现为对东德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产物的认同。

国家与社会在记忆文化中所起的作用

东德政权以反法西斯主义做为其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的记忆文化是靠国家引导、塑造、宣传和维持, 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个国家把自己当作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积极成果,而把西德当作从未与希特勒第三帝国划清界限的继承者。

因此,一切反省需要由西德的精英阶层和民众去做,而东德根本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因为它没有任何法西斯主义的痕迹需要清理洗刷,正相反,东德的民众通过为东德的存在而努力奋斗便是对其反法西斯主义理念的认同。

西德政府很少干涉社会面对第三帝国历史的行为。在1985 年总统的议会讲话之前,西德从来没有制定过民众应该怎么样面对国家历史的规定。这种低调恰恰被东德政府宣传为西德不反省、不与过去决裂的一个证明。似乎东德政府积极地号召年轻人发扬反法西斯精神,而西德政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在东、西德合法性竞争的过程中,东德把全部的历史责任都推到西德身上,一直谴责西德反省不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在促使西德反省的同时,却阻碍自己的民众看清历史,面对自己的过去。

其中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问题是怎么样对待在战场上死去或幸存的德国男性。这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战后德国每一个家庭。东德政府不容许对德国阵亡士兵举行任何形式的公开集体悼念。在东德有苏军烈士陵园,而没有德军士兵的纪念场所,战前在每一个村庄可以看到历次战争的死亡纪念碑,因为苏联和东德认为这是军国主义的表现,战后很快就被拆除了。这样每一个家庭只能以私人的方式来悼念在战争中去死去的男性。

在西德,从1952 年开始恢复了1933以前就有的一种悼念方式--人民哀悼日。人民哀悼日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承认的节日,是每年由各地政府安排、教会支持的悼念活动。 活动内容涉及对本地历次战争阵亡者的哀悼,也包括对所有因战争而死亡,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士兵的哀悼。除地方性活动之外,还有由中央政府组织的一个聚会来强调用非战争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冲突的理念。这个哀悼形式使得每个人在反省的同时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悼念因战争而失去的父亲、丈夫、哥哥、弟弟。

集体记忆是一个非常矛盾、多层次的现象。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掌握每一个人对某件历史事件的回忆,但社会往往也难以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记忆形成共识。德国总统里夏德·卡尔·冯·魏茨泽克1985 年在德国议会上发表的讲话,虽然是大多数德国人当时能接受的共识, 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家庭在战争中的遭遇都能根据这个共识来解释。能够承认德国是二战的欧洲发源地,承担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痛苦的责任,并不等于说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孩子可以把在战场死去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当作罪犯来对待。德国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在战场上失去了一个甚至几个男性亲人,如此重大的家庭损失和痛苦是一两代甚至三代人都无法忘记的。任何对过去的反省都不能掩盖这一点。

如果对比东、西德在对待过去问题上国家所起的作用, 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东德以国家名义积极干涉社会对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记忆,但不容许悼念在战场上死去的德国士兵, 使得对于每个家庭都特别重要的一个体验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主体叙述里。而西德很少从国家层面干涉社会上对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记忆,但采取积极和肯定的态度悼念在战场上死去的德国士兵。从国际上对德国反省的普遍赞赏来看,西德的这个态度和民间做法好像并没有对西德的反省发生不良影响。

两德统一带来了历史记忆的统一吗

东、西德在对待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历史记忆上有明显的区别,但今天很多观察者认为, 德国统一之后很快就克服了这个区别,今天的德国在面对过去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是以1985 年德国总统在议会上的讲话为基础,由二战同盟国认可的成功的反省。所谓国际上是否认可的一个很重要表现就是2005年庆祝二战结束60周年时,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被邀请以平等的身份与同盟国家领导人一起庆贺二战结束。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谁也不敢否定1985年的共识。尽管总有一部分人表示不满, 但这种不满已经起不了太大作用。如果只从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角度去看,统一后的德国具备了有关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共识。但如果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内在矛盾使得一部分德国人,特别是东德的极右翼拒绝接受这个共识。

如果说东、西德记忆文化的一个最突出区别在于西德对过去采取批判态度而东德对过去采取肯定的态度, 那么这个区别所产生的影响对东、西德的民众来说肯定不小。

西德民众在德国统一之前,不敢为自己的国家骄傲,而东德大部分民众如果支持统一社会主义党就为自己的国家而骄傲。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大概可以简单概括的对立:东德的潜在民族主义是西德不能接受的;而西德丝毫没有民族主义,也是东德所不能接受的。

这种对国家感情上的联系,与怎么对待自己国家的过去,实际上有很密切的关系。最近在德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讨论都可以证明,历史上的不同记忆文化对德国当前的政治依然有相当的影响力。

(原题:《德国反省中的另一面:东德如何处理有关第三帝国的历史记忆》发表于2016年《抗日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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