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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理念竞争


来源:凤凰大学问

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张维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由凤凰大学问根据张维迎教授的在EMBA club演讲精编而成,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题:理念的力量

本文同步发布于凤凰网大学问微信公众号(ID:ifengdxw),欢迎关注后阅读更多文章

阅读提示:文章字数为4896字,阅读时间约为10分钟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理念的力量”,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即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而我今天讲的是“脑袋可能指挥屁股”,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会影响你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决定你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一般讲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而且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我们研究社会变化时,按照这一假设,所有的社会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会变革其实就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得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

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讲过一句话,“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by self-interest.”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刚才我讲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困惑:按照经济学假设,每个人的利益自己都知道,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无论有没有经济学或是其他社会科学,人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为是给定的,既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学问更好,也不会更坏。

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从事前看,每个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尽管事后可能运气不好,如投资亏了,事前讲并没有错。但事实上,人类犯了好多的错误。其中历史上非常巨大的错误,就是“计划经济制度”,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支配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历史的胜利是理念的胜利

我今天强调理念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新,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他是位哲学家,也是位经济学家。他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

几十年前,凯恩斯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经济学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世界其实是由他们支配的。他还说,或迟或早,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与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讲过类似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人类的合作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和事实。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和主义战胜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

乔治·华盛顿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他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了两届,显然不能从利益角度看,只能从理念角度来解释。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他的信念与理念。法国大革命,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念的产物。而这些理念的很多创造者属于贵族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很多也是出身于贵族或者受到贵族的资助。如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是贵族。

为什么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关系?简单说,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利益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

如果理念不影响人的行为,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利益的概念在经济学里定义得比较狭义,即指物质利益。经济学假定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个效用通常被理解为是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人们的利益不像传统经济学所狭义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我们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好比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重视我们的名望,因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很多程度上会决定我们的幸福水平。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就必须正当,符合别人的预期。而什么事正当,什么事不正当,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有关正当性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知道,人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什么叫理性动物?就是人是会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不是完全凭本能做事,而是根据自己相信的东西,根据我们认识到应该采取某种行动的理念采取行动。这就是一般讲的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含义。如果理念不影响人的行为,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

如果人是理性的,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就追溯到,人生活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人的目的是“幸福”。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的本质性目的是幸福和完善,这个幸福和完善与快乐不一样,幸福是对个人所追求目标的和谐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人在道德和肉体上的潜能。我理解,康德讲的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含义是一样的,人类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再进一步看,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延伸。时间维度很简单,我们看重的是一生一世的幸福,而不是一时一刻的快乐。人类在意的很多问题,甚至超出了我们生命的长度。所以有时候,为了身后的名声,人们愿意忍受一些身前的痛苦。

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我们近视,看近处的东西比远处要大,未来一块钱肯定比不上今天的一块钱。但作为理性人来讲,我们要努力克服这样的弱点。如果更为理性地思考,我们会发现,未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

幸福的空间维度来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别人的关系,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如名誉、地位、权力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的幸福。如果你认为做某种事是不对的,做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质的好处,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损害你的名声,从而减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大可能做它。所以非物质的利益对人的理念更为敏感,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目的和工具都重要

经济学讲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意味着我们尽量选择最有效的方式满足这个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我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最重要的是目标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而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

一个人伟大与否,是低俗还是高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越是短期内易满足的欲望,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果你只追求物质的快乐,你会变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你追求超越了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包括对名声的重视,甚至本身在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变得高尚。

所以说,仅仅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够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是目标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宗教家与经济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强调的是目标理性。因为目标理性如此重要,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创始人才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此之久。

亚里士多德讲过人有三种生活,一种是享乐的生活,一种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权力和荣誉),一种是沉思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享乐的生活,但我们又不能仅仅满足于享乐的生活。他建议我们,如果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这种沉思的生活不依赖于外在的因素,是一种自我满足,是一种近乎神性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社会变革首先是从理念变化开始的

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从理念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改革也不例外。理念是人创造的,也是人实施的,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领导力。我们可以用理念和领导力的结合来理解社会的变革。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领导力可能强也可能弱,这样在二个维图形上,我们有四个组合,最好的组合是第一象限,即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其次是正确的理念和弱的领导力,最糟糕的组合是第四象限,即理念是错误的,但领导力很强。

为什么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有一个处在第一象限的人物——邓小平,他有比较正确的理念又有比较强的领导力,在中国发起并领导了市场化导向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从图形上可以看出,如果处在第一象限,有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可以完成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的变革。

邓小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制度企业家。

理念来自于思想市场,短期的可行性不是检验理念有无价值的标准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理念既然如此重要,从哪儿来?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的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主张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它们之间可以有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人类做的很多事,在还没有实践检验之前,就需要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再来选择,就变成了事后的检验,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

思想市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市场,是创造新理念的,这些新理念由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理论家来提供;第二个层次是理念的传播市场,包括媒体,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商、教师等,哈耶克称之为“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商”;第三个层次是理念的实践市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治领袖。这三个层次都非常重要,但一般来讲,新的理念和思想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三个循序渐进的。

这三个市场通常由不同角色的人承担。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甚至有冲突,比如,哲学家关注的是合理性。政治家更关注可行性。所以,尽管柏拉图主张过哲学家当国王,但事实上,当哲学家就不可能当国王,当国王就不可能当哲学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但功能不同。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某一种理论观点不具现实的可操作性,就没有价值。这是不对的。真正的理论在最初提出的时候都不具有可行性。孔子的儒家学说一开始并不被认可,但经过了350年左右的时间,到了汉武帝时确立了统治地位。耶稣被十字架吊死时,罗马帝国只有1000名左右的基督徒,经过了300多年以后,基督徒增加到3300多万,罗马帝国皇帝最终于公元392年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

思想市场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春秋战国时,中国有发达的思想市场,出现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的思想。在南北朝时期,思想也比较自由,佛教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正面的例子。而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是对思想市场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制约了后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思想市场的结果,如果没有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大量的经济改革是通过经济学家讨论的结果,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讨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

我个人亲身经历了双轨制价格改革,1984年之前人们脑子里的价格改革就是价格调整,我当时写的文章改变了这个理念,我说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合理的价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逐步放开价格,也就是通过双轨制,走向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有了这个新的观念,我们才找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式。

总而言之,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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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思羽 P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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