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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马克斯·韦伯的大德国理想主义为何破灭?


来源:凤凰大学问

没有人能说韦伯需要为身后德国的历史惨剧负直接的因果责任,不过他受制于自己对普世性的理性文明的悲观,以及相应的英雄崇拜,没有积极召唤德国国民身为一个大国主人的责任感,更没有培养他们掌握国家命运的信心与能力。

钱永祥,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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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韦伯政治思想的德国脉络

不过政治思想必定呼应着现实政治的困局。韦伯的"普遍历史"观点迫使他放弃了早期自由主义的自然法形而上基础,但他身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后进德国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崛起--则对他的自由主义信念构成了新的挑战。身在德国自由主义传统中,如何回应德国的崛起大势?德国的崛起有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的价值并存?这个现实的课题,对韦的政治立场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 

韦伯的政治观点纠结繁杂,从其成年到去世的三十年间也有变化发展,但从蒙森的叙述中可以见到,他在两个关键议题上的立场相当一贯,在今天也特别令人不安。一方面,韦伯自许为自由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坚定支持德国的强权政策与帝国主义扩张。 

另一方面,韦伯虽然支持议会民主体制,但他并不相信人民当家做主的可能,也不认为议会本身具有主动、正面的政治功能;相反,民主制度对他而言是一种工具:民主有利于发展民族国家的实力与声望,更能够培养卡里斯玛型的领袖,让他们利用民主过程取得民意支持,实现"民意认可的领袖民主制"。 

前一个主张,似乎与德国在先后两次大战中的行径若合符节,验证了世人关于德国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的印象;后一个主张则将民主制度工具化、民粹化,"人民认可的领袖民主"一词更让人联想到纳粹的"领袖原则"。身为自由主义者的韦伯,为什么会发展出如此非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难道韦伯竟然是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兼纳粹独裁者的理论先驱? 

韦伯并不是在真空中衡量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轻重短长。无论民族主义或者自由主义,都只是他回应德国崛起问题时的参考坐标。当前中国也正处在"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刻,韦伯当年如何看待德国的"大国崛起",对中文读者应该更能带出切身的问题意识。 

毕竟,英、法、美几个"先进国"相对成功的崛起,以及德国、日本等"后进国"的毁灭性的崛起,都是鲜活的历史教训,借鉴这些先例的成败经验当然是必要的。也因此,了解并检讨韦伯的政治观点,无疑有其切合时局的价值。

韦伯时代的德国,国力快速成长,经济向外扩张,国际冲突频仍,构成了典型的"崛起"态势。他所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思考"崛起"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条件,在保守力量("容克"地主阶级)与革命力量(新兴的工人阶级)之外,寻找一种真正能够领导、能够推动德国崛起--并且能够带来进步意义--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思考"崛起"的伦理─价值内涵,要求德国的崛起能够实现某种高于军力与财富的"伦理"理想。 

这两方面的问题,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必须面对。蒙森强调,韦伯之所以鼓吹德国成为"权力国家",积极参与欧洲强国之间的角逐,而又鼓吹国内的议会化与民主化,最终都是为了让德国担负起身为"大国"的责任。我们在读蒙森这本书的时候,也应该特别关注韦伯如何理解"大国"的历史角色,以及这种角色所提出的伦理要求。 

二、大国崛起的"文化"意义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大国"竞逐军事与经济的优势,几乎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一个大国追求崛起,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并不意外。这种发展,几乎像是物种之间的竞争,用达尔文主义的语言来描述、解释与评价并不为过。毕竟"国际"一向被视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到今天依然如此,韦伯所处的19世纪末叶自然更适用丛林法则。读韦伯的时候,我们不要忽视了韦伯所处时代的这种高度推崇竞争与冲突的特色。 

韦伯并不认同纯粹的权力,更讨厌只知炫耀权力、耀武扬威的强人领袖或强权国家。他严词抨击德皇威廉"政治半吊子"的"个人统治",抨击当时德国的政治人物与学者,都是因为他们虽然向往德国的强大,却没有认清德国的强大要如何为德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显然,富国强兵对于国家是不是有利,取决于富国强兵之后所要达成的目标是不是符合国家利益。这就涉及韦伯如此强烈地关注民族、追求民族的发达所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在韦伯眼中,民族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文化任务",而权力乃是从事此项任务的必要工具。民族是一套特定文化的寄身之所;不同的文化更蕴含了不同的"人格类型"或者说人性理想。这种从文化角度设想国家/民族的观点,在中国至今强大不衰,"文明国家""天下体系"等观点的流行可为佐证。 

从文化国家论出发,民族主义首先旨在维系本民族的独特人格理想。因此,在一个大国实力角逐而竞争激烈的世界上,德国民族主义追求大国地位,其起码的消极意义在于维系德国独特的文化、独特的理想人格。

但是这种目标,并不蕴含本民族的文化沙文主义,韦伯对于德国文化的不满与批判其实异常尖刻。他对于大国的文化任务尚有更积极的理解,这可以分两方面说。首先,他的价值多神论当然包括了文化价值的多元。在他生命后期一篇题为"两种法则之间"的小文章中,韦伯强调弱小民族正是因为无须承担强权之恶,反而别具文化价值,特别是只有小民族才能发展"资产阶级的公民美德",发展强权大国所无缘的"真正民主","还有更为细腻却永恒的各种价值,包括艺文领域的价值"。 

但是德国这样的强权大国却得对历史负起"受诅咒的"责任与义务,不允许整个世界被(当时)英俄两大强权吞噬,因为全球强权"归根究底就意味着决定未来文化之性格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不经过斗争就在俄国官僚的重重法规和英语'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之间--可能还穿插一点拉丁民族的'理智'--被瓜分,未来的世代,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归咎于丹麦人、瑞士人、荷兰人或挪威人。 

他们会认为我们得负责任"。在另一处他也说到,到了那一天,由于失去了德国的屏障,许多中欧小国的文化也将被消灭。换言之,德国成为大国,加入列强冲突,可以阻止世界归于少数霸权的垄断,也给小民族留下存身的余地。 

在另一方面,韦伯认为德国如果积极投入国际竞争,追求大国地位,对于德国本身的文化"质量"也有积极的意义。 

从早年开始,韦伯就盼望德国能够摆脱容克地主阶级的政治支配;他认为这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盘踞在德国的领导阶层中,其实造成了德国文化的保守、怠惰与内向的性格,从而注定德国无法成为一个"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一种由自由人在自由制度之下组成的活泼民族,在世界竞争上取得优势。

相对于此,德国积极介入大国的竞逐,对外发动经济、商业与军事的扩展,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成熟,取得领导地位,也帮助正在茁壮的工人阶级培养出国家意识,对于德国社会内部的整合、革新与振作都有积极的贡献。 

实际上,韦伯对于德国资产阶级既有期待,又无比失望。资产阶级的崛起本来应该带出一种创业家的人格类型,奋发外向,按照理性步骤自行克服阻碍,创造条件,从一己的"事业"中寻找生命意义。这种人格类型,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的"志业人"时推崇备至,也为了这种人格类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丧失其原始的"精神"而警惕不已。 

可是他对于这种人格类型的向往始终不衰,甚至视之为针砭现代文化病症的关键药方。在理想中,德国崛起之后积极介入世界强权政治的角逐,可望提供机会,刺激德国资产阶级发展此种人格类型。但是实际上,经过俾斯麦恩威并济的强人统治,加上工人阶级进逼所引发的恐惧感,德国资产阶级已经软化、矮化,一心依附于威权体制的恩庇护佑。 

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政治能力与政治企图,无心取代保守旧势力,把自身的阶级利益提升为德国的国家利益,被韦伯痛斥为"政治上不成熟",令他非常失望,这也是韦伯后来愈发剑走偏锋,寄望于卡里斯玛型领袖的原因之一。

韦伯对于文化的"质量"、文化所塑造出的人格类型的关注,在其一生中不曾稍歇。他在1895年的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说中就直率地宣称,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并不是人类的幸福或分配的正义,而是未来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我们认为构成了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

到了一生最后一篇长文《德国的议会与政府》,结尾处他仍然在关心"他(指理想的政治家)的民族会变成什么样的民族"。

在他眼中,德国的崛起与势力的扩张,甚至于欧洲战争的爆发,主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国家本身获得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利与害,而在于国际形势的转变会促成什么样的文明得势,什么样的人格与文化会取得支配地位。 

换言之,"大国"的意义,在于它对人性的塑造与引导,在于强权能够决定未来的世界"文化"将具有什么样的面貌。 

无论如何,虽然韦伯用具有自由主义色调的"文化"价值舒缓大国崛起的风险,可是一种追求文化价值的大国崛起,与只关注扩张势力范围和争夺市场及资源的大国崛起,其间的分野往往十分模糊。在更多的情况里,"文化"(今天已经变质为所谓的"软实力")被转化成坚船利炮的装饰品。关键所在是,韦伯能赋予他的文化理想什么内容,足以驯服、转化以国家富强为尚的民族主义"权力国家"? 

三、韦伯的根本局限 

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Search of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书中曾指出,严复所接触到的西方文明包含着"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与"社会─政治理想主义"两个面向,前者鼓舞个人与社会尽量发展自身的能量,达成韦伯意义下的社会─经济的"理性化",后者则追求自由、平等等涉及人际关系的道德理想。

史华慈所谓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精神",大体上对韦伯也适用:他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对于现代国家富强机制--官僚、制度、武力,以及经济与产业各方面的"理性化"--的肯定固然如此,但他所向往的高贵个人,也十分接近"浮士德精神"的基本特色。 

在这种精神取向的引导之下,韦伯会致力于追求强国伦理与个人层面上的强者伦理,似乎并不意外。这两种伦理在价值观上的亲近甚至同源,不仅注定了韦伯的自由主义在面对德国民族主义的富强诉求时,无法构成有意义的对抗,反而让他相信德国的富强与扩张,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发展自由主义所向往的人格。 

韦伯(以及严复)对于个人的自主价值有着深刻的信念,但是韦伯对个人价值施加精英主义的解读,结果他始终无法信任稳定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以便在民族的富强要求,与个人作为一种独立、内在的价值之间,维持稳定平衡的关系。我们在理解韦伯政治思想的时候,必须要掌握他的这个根本局限。

在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势之所归,有其必然,也有其必要。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承认,中国崛起所代表的意义,崛起后的中国准备扮演什么样的世界角色,还是相当模糊的。今天的中国还可能沿着严复一代人的思路,以单纯的"富强"界定崛起吗?显然不行。 

那么在追求集体富强之外,中国的思想者对于必须独立于富强目标而另行建设的价值观、进步史观,是不是能够摆脱前几代人"救亡"的悲情,开拓更温润、沉静、善意的思考呢?如上面所言,当年韦伯对于德国的崛起提出了关键的诘问,却未能摆脱浮士德精神的禁锢,用权力意志之外的道德资源去发展具有平等、进步意义的答案。 

不过韦伯的政治思考仍然包含着深刻的反思,例如他认为"权力"虽然在道德上中立,但是"使用权力"却必须受到道德的制约;例如他懔于权力的伦理暧昧性,所以强调强权国家的领导人格外需要现实感以及踏实的责任意识,强国国民也特别需要"政治成熟",能够判断自己国家的真正利益何在。 

提出这些问题,说明他并不是狂热短视的国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而是能够用踏实、理性的态度去分析国家所面临的利与害。不幸的是,德国从俾斯麦时代开始的崛起,最后竟然终结于一场人类浩劫,德意志民族几乎灭亡,世世代代背负着历史罪孽的烙印。 

没有人能说韦伯需要为身后德国的历史惨剧负直接的因果责任,不过他受制于自己对普世性的理性文明的悲观,以及相应的英雄崇拜,没有积极召唤德国国民身为一个大国主人(Herrenvolk)的责任感,更没有培养他们掌握国家命运的信心与能力,也就是不曾在国民身上结合国家主人应有的责任伦理与爱国情操。结果一旦具有魔性力量的民粹领袖出现,人民激情跟从,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双双变成集体痴狂的祭品,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也双双付诸一炬。我们重温韦伯的政治思想,不能不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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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思羽 P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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