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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等:儒耶佛对话当代人的心灵世界(下)


来源:许纪霖

如果我们能够从每个人做起——回到许纪霖老师说的责任,个人责任——如果我们在寻求个人责任的时候,从每个人的灵魂做起,能够完成这样一个精神的革命、内在革命的话,我想这个世界可以大大地改观,不需要那么多的暴力、流血和牺牲。

原标题:许纪霖等 | 儒耶佛对话当代人的心灵世界(下)

 

 

简介

 生命意义的问题、如何超越生死、如何面对苦难、如何让自己安身立命等,在现代学科的各种知识里面,很难找到终极性的答案,但是在人类的各大宗教当中,却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本文为四位学者在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思想论坛第4期上对话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已经本公众号之前发表。

对 话 者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陈 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刘文瑾(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

成 庆(上海大学)

 

 

刘文瑾:我想分别给两位提一个问题,先给成庆一个问题。史铁生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书,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基督教和佛教关心苦难,这是基督教和佛教相同的出发点,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式不一样,基督教的解决方式是用爱的方式来面对苦难,目的是实现对世界的救赎。而佛教的方式是一种超脱的方式,解决之道是要脱离六道轮回。所以,在我看来,佛教对于现世是有一种很智慧的关照。我们只要想一想现实生活是什么:我们享受美食之时,可能吃多了,肚子吃坏了,对身体并不好。对现实生活,享受之余,我们最深刻的发现可能就是苦难。我赚了很多的钱,我怎么样用这些钱?怎么样用这些钱而不用担心我的安全?而且,赚再多钱,我都不能避开死亡。死亡是一个摆脱不掉的咒语。佛教的智慧是关照到我们人生在世充满苦难。

但是佛教提出的解决之道,在我看来并没有直面苦难。而基督教则提出了一个人在世界很现实的一种伦理:我们要有救赎。我和上帝的关系要体现于我在此世的生活当中。我要有一种,如刚才许老师说到的那个词——入世的禁欲主义。我要进入这个世界,但是进入这个世界的同时,在进入它、拥抱它、爱它的同时,我也批判它、拒绝它、我要有一种斗争的态度。我觉得一种(指基督教)是积极的,一种(指佛教)是消极的,我给出这个词(“消极的”),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下面是对陈赟提问题。儒、耶、佛好像夹心饼干。基督教在中间,分别向两边提问。

儒家总是有一种现实的依赖性。我们几千年的传统一直是这样,儒家希望借助于现实政权,它也依赖于一种生产方式——我们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现代儒家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我觉得是很好的。它教我们不要那样赤裸地面对当下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而有一种来自内在心灵的抵抗。在这个意义上面很好。但是,在儒家的性格当中,对现实政权,总有一种摆脱不掉的拥抱的欲望。只要这个现实政权能够给他借尸还魂,他可以既往不咎。只要(这个政权)能为儒家所用,彰显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他就可以去拥抱政权。这是不是一种很难改掉的性格?你表现出不同于这种儒家的姿态,但是你个人的这个姿态能不能够扭转儒家常态的入世性、现世性?这是我从基督教的角度对儒家提出的一个批评:它只有现世,以至于很难把胸襟再稍稍放宽一点。

陈赟:刘文瑾这个问题很好,从今天的状态表面上看,好像说的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更长的历史,她说的就可以商榷了。因为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知道士与君共治天下,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政治结构,正是这个特殊的结构,把这个政治蜕变为统治的可能性消解了。所以在这里,正是儒家的这批人,提升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如果没有儒家,传统中国是什么样的真的很难想象。

这里面要指出,儒者要有两个方面,一者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刚才讲,即使在天下最无道的时候,他还能够过一种有尊严的、美好的生活,故而历史上有很多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儒者。你看东林党人对权力的批判,你看朱熹其学问都被批为伪学,以至于他很多弟子要背离他而去,这样的儒者你能说他是那种糟糕的政治的妥协者和拥抱者吗?他们的批判性绝对比今日基督教或佛教徒大得多的多,甚至远远超出了今天人们的想象。只要我们读一读历史,你就会深刻的感觉到这一点。

 

 

▲ 朱熹

如果你把儒者从中国的历史上面抽离开来,你很难想象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汉代的循理都是儒者,他们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拜访一个地方的先贤、营建一个地方的文化,他们两三个人就能把一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这跟我们今天的对比不也很鲜明吗?我们今天是共产党治国,共产党员其实不是儒家。虽然有人说共产党是一个儒家党,但是我个人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今天的统治、今天的官僚机制是对上不对下的,但是过去的儒家上有天、下有民、中有自己的良心。所以什么叫做忠臣?恒称其君恶者为忠臣,就是说他敢于直谏、批判君权,这样的人才叫忠臣。但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你看到过几个这样的忠臣?

但是,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系统当中,我们有意识地把儒家思想的这一向度掩盖了,由此使我们有了你们所有的那样的印象,但事实上历史与真实跟我们臆想的很不一样。至于说儒家太强的入世感,是不是跟现实没有一个紧张感,这是马克思·韦伯在他整个中国宗教的体系当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但是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鲜明的反证。

刘文瑾:我觉得一个人他自己是谁,有的时候也要取决于一个比较。我想在这方面,基督教造成西方政治史上面一个漫长的现象,是政教分离。就是因为有了政教分离,所以西方政治能够演化出三权分立,然后演化出现在这套制度。

当然,儒家中有很多敢于冒死直谏的忠臣。但是儒家在我们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政教分离效应。它是我们的教,但是它几乎无法同政权分离,基本上是政教合一的状态。这是问题所在。

许纪霖:我一定要把关于儒家的争论刹住,儒家现在这个话题太热了,老是在设定主题。刚才成庆老师已经在抗议了,佛教的声音不容忽视,刚才刘老师有一个看法,认为佛教太超脱了。佛教难道真的那么超脱吗?是否佛教也有入世的这一面呢?

成庆:其实你们看到的基本上很大一部分是世俗化的佛教形态。但是现在开始却有人批评佛教不够世俗化,不够入世,我觉得已经足够世俗化了。我想他们批评的一个重点是,包括儒家对佛教批评的重点,都是说,你没有一个现世的方案,但事实上佛教从一开始所认知的,就认为政治不能解决人最终的精神和生命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解脱。这个原则是区别于儒家最为重要的假设,是认为你们现在活得好,没有用。你们如果谁能读一下佛教水陆法会里的《瑜伽焰口文》中的召请文,会很有启发。召请什么?就是佛教为超度亡灵,来召请过去种种的王侯将相、名门贵族的亡灵,这个召请文是苏东坡所作,文笔非常漂亮。读了这个文,你就会觉得什么世间繁华,对个人生命来说都是非常短暂的。因此我觉得他们没有在政治层面提出足够的方案,恰恰是他对世界解释的独特性,他在这方面具有解脱的独特性。

因此佛教的目的很简单,你如果觉得生命中出现了一些困惑,比如我对生死问题有疑惑,我对心理问题有疑惑,你来找我,我给你一个方法。佛陀自己讲,他只是老师,教给你治疗心灵疾病的方法。

有的人会认为我在批评世俗化,比如台湾有很有名的佛教慈善组织“慈济功德会”,现在被誉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佛教慈善组织。但是,我觉得那并不是佛教的核心重点,因为做慈善事业是好事情,但是它的重点并不在慈善。而是当你们对生命困惑的时候,它提出一个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才是佛教真正的优点。

许纪霖:刚才刘老师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关于杨小凯如何面对死亡的,死亡是每一个人终究要面对的一个终极性问题,即使我们还年轻,这个问题还很遥远,但是我们会面对亲人、朋友,或者你所在乎的人的死亡。另外她讲了一个林书豪的故事,他所面对的是挫折,不是一般的挫折,是和他的生命、他的自我价值实现密切关联的人生大挫折。在那一刻,他是如何超越、战胜自己的。这两个故事很有意味。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三位来回应一下,当你们面对挫折、苦难和死亡的时候,从儒家、基督和佛教的角度,你是如何面对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个人的生命体验,给同学们一些启发。现在我要满足一下成庆老师,这一轮从佛教开始!

成庆:首先我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跟历史上的人相比,我并没有太多的故事可讲。但是,每当我跟学生讲生死问题的时候,我就会举一个例子,常常引起他们很强烈的反应。我的初中同桌是个女生,后来在她蜜月结婚旅行的时候,车祸去世了。我曾经的邻居,也在车祸中去世。尤其让许多学生感到意外的是,我大学时的室友有11人,但毕业这些年,就有两位患病去世。听我这么说,学生经常的反应是:老师,你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说这不是我倒霉,而是死亡问题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出现,这本来就是生命的真实。许老师前些年还有一位学生,在他读博士的时候因为喉癌去世。死亡问题对于生命来说是不可知的,常常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形。但在今天,我们却往往对死亡没有任何感觉,是因为文明化的各种设置让我们很难去接触死亡了,因为你们没有机会去重症病房,也没有机会去太平间去观察死亡。

按照数据来说,每天有你们想象不到的数量的人,正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不过我身边的死亡概率似乎大了一点,让学生觉得我很倒霉。但是我现在反而觉得,正是他们的突然去世让我反过去想一个问题,你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投胎到这个地方来,突然有一天你就稀里糊涂地死亡了、消失了,这意味着什么?生命没有意义了吗?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关于死亡的问题。

我放弃了我的好专业来读文科研究生,我当时来到上海,曾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报社的编辑,在当时看来,月薪大概有六七千块,对于本科生而言还算可以。如果从世俗角度来说,我应去做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安家立业,过上好的生活。可是这么折腾下来结果是,今天我的工资还没有当年工资高。但我却丝毫不后悔,为什么?

因为在求学过程中,我虽然遭遇到过许多生命的困惑,比如,学术的意义在哪里?和我生命的关联在哪里?我曾经一度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被学院给异化了,真正的生命意义在哪里?不知道,很困惑。

2008年,我去美国访问了近一年,突然被丢到一个真空地带,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和交流,也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当时宿舍旁边有一个大水库,我每天就围着这个水库走几圈。有一天,我脑子里面突然蹦出一句话,“人生的目标其实就是没有目标”,当时我觉得这个话好深奥,连我自己都不懂。

后来我慢慢发觉,的确,人生不应该是一个设定目标的过程。为什么?因为你所有设定的目标只是一个想象,就像今天你要做什么,是你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想象,这是一个非常虚幻的想法。那你会问你该怎么办?有一句话叫做随缘。有的人会说,那是不是天天躺在寝室里面睡大觉?不是的,随缘是说,当你拥有每一个机会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完成,但是完成之后,不去执着结果,而是放下它,不是去作种种的幻想。

 

 

当然,我对佛教的亲近感,不只是来自于这些经验。小时候我曾经得过副伤寒,高烧一星期,连医院都不收留我了。在高烧过程中,我曾一度出现幻觉,蚊帐上面都是金鱼游来游去,我告诉母亲,那里有好多金鱼在游来游去,母亲说,对啊,好多金鱼啊。

不觉得这当中有一个道理吗?我们经历的人生,往往在内心里构造了许多幻象,你误认为周围有很多金鱼游来游去,不过佛教会告诉你,我们身边的确是有很多金鱼,但是这些金鱼都是如梦如幻的,你不用太把金鱼当真。这其实就是告诉你,不要把我们人生看得那么的实在。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因缘方面的。人与人的缘分是你不可预料、不可预知的,但却如影随形地在你身边。其实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由这种看似平淡,却又惊心动魄的因缘所构成的故事。这也是说,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观念看待世界和我们的人生。你在坐一班校车的时候,旁边都会坐不同的人,这就是因缘,它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精彩的过程。

许纪霖:作为老师我也为成庆鼓掌,为他的因缘鼓掌。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回答,刚才你讲的这两个故事已经有答案在里面了,你有没有第三个故事?关于自己的?

刘文瑾:我从个人、家庭、社会这三个角度分别来讲。

我本科是学经济的,硕士在武大读新闻,后来博士考到北大读比较文学,在北大期间又跑到法国去学哲学。折腾得自己很辛苦。不过我今天坐在这里,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我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人,我不那么确定说我已经找到了终极的东西,但是我一直在寻找。我这样寻找是有一种回应在里面的。我的道路虽然辛苦——我有经济学位,也做过记者、媒体,还在公司、外企做过,直到今天走到大学老师的位置——但是我觉得特别快乐。因为我知道这份寻找,是寻找自我的历程。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生命的方向、我生活的意义。如果我们说“皈依”这个词就是朝向某个方向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有方向感的人。我的幸福来自于我的方向感。 

我跟所有人一样,都是充满欲望的人。我向往人生的成就,各方面的成就,包括金钱、才华等等。所有的、人家获得的成功,我都想获得。但是我也确实感到,这是一种空虚。我在有些时候,譬如说嫉妒、竞争、仇恨之时,会感到生命的虚无和痛苦。所以我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也在想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我出生的家庭,我父母的家庭跟所有中国家庭一样,是我们中国这个大的社环境之下塑造出来的。我们好像有儒家文化,但却是不那么阳光的儒家文化,很复杂。我们当中有很多恩恩怨怨,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不是那么和谐。

我看我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苦难的社会。虽然我自己家庭条件还不错,我没有挨过饿,或者像我先生那样,小时候很想吃肉,吃不到,一吃,吃太多,弄得自己要吐。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但是我感觉到我所在的社会,那些底层的人,或者是那些有一点儿钱、有一点儿权的人们的痛苦。

底层的人,他们有物质匮乏的痛苦。在物质的匮乏之外,是精神的痛苦。他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自己在精神和尊严方面的追求了。比如说我们的洗脚业。为了那么一点点钱,他们就可以做洗脚工了。他们害怕的是没有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他们怎么养家?他们已经为了生存压力顾及不到自己的尊严。

还有有钱、有权人的痛苦。我觉得那是为了挣钱,无暇考虑自己的灵魂和自己人生意义的痛苦。他们虽然好像表面上面活得很得意,但是我觉得他们作为人的那一部分灵魂也处在一种痛苦当中。他们在收贿受贿,或者阿谀奉承的时候,他们的灵魂也会责备他们。

我感受到的苦使我对基督教有一种认同。它来自于我的个人经验,来自于我跟有这种信仰的人的接触。我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人性的美。我觉得人最美的时候,是忏悔自己的时候。我自己一度,在房间里挂了一幅画,是一个背影,一个人跪下来的背影。一个人能够认罪,请求饶恕;得到饶恕之后,能够赞美。我觉得这是灵魂最美的样子。我们不是不会犯错的人,我们会犯很多的错,因为自己,也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痛苦,感到需要忏悔,感到难受。我觉得这是最美的时刻。我是一个喜欢文学的人,我喜欢美的事物。但忏悔认罪的“美”不同于这一切。这个“美”在于,人能够给自己打一个问号、打一个折扣。这个时候我觉得有最美的东西。

在基督教作家方面,我年轻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作者叫西蒙娜·韦伊。今天的巴黎高师有一个报告厅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韦伊大学时候在法国号称是红色马克思贞女。她关心天下人的苦难,把别人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因此起初是很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 西蒙娜·韦伊

但是有一天,当她来到一个渔村,看到渔民们晚上在劳动了一天之后,能够手拉着手站在海边,在月光之下唱赞美诗的时候,她发现她之前寻求的所有都不及这一刻的救赎。如果说现代性是我们的命运甚至使命,那么现代性之下,工人的劳动、异化劳动也许是一种没有办法的苦难,至少目前来说我们还看不到解决的办法。在没有办法可以让人从机械的、枯燥的,甚至很有危险的挖煤的工作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人们最好的解脱,也许就是能够发出对上帝的赞美。因为在这里,他们恢复了人性的全部光辉,也被这个世界所承认。

我中学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悲惨世界》。去年《悲惨世界》的电影取得了奥斯卡奖的最佳音乐奖,建议大家看看这个电影。它里面讲到了——其实这也是雨果这一生所追求的主题——对现实革命的救赎。雨果在写《悲惨世界》《九三年》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革命虽有其合理性,但它的存在往往是过度暴力。能够实现的、在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实现的最好的救赎是什么样的救赎?也许是来自于人性的救赎,来自于精神的革命。

 

 

▲ 《悲惨的世界》

如果我们能够从每个人做起——回到许纪霖老师说的责任,个人责任——如果我们在寻求个人责任的时候,从每个人的灵魂做起,能够完成这样一个精神的革命、内在革命的话,我想这个世界可以大大地改观,不需要那么多的暴力、流血和牺牲。

许纪霖:面对这种充满情感的故事,理性总是苍白的。前两天深圳一家报纸发了我的一个采访录,他们起了一个题目,叫《我越来越不相信理性》。我当时看了以后还有点担心,但是听了他们两个人故事以后,我突然发现,我说的可能有一点儿道理。因为真正能打动我的,是那些有情感的故事。儒家是最讲理性的,但儒家难道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自己的情感吗?我相信陈赟老师一定会显示他另外的一面。

陈赟:刚才两位都讲了他们的故事,实际上我正像成庆刚才讲的那句话一样,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要说没有故事,但所经历的苦难应该比他们都更多、更大,但我们不是忆苦思甜,忆苦思甜也不能证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正确性。我的经历只能确证一点,如果我们求助任何一个异己的力量,实际上都脱离了自己的责任。当别人都不知道你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就决定了明天你所在的位置。因而直面人生,更重要的是直面自己,才是首务。我并不追求无限,也不渴望不朽,我满足于有限的当下,只是把当下的事情尽心尽力地做好,至于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以最大的方式可以尽量无憾。我想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关于死亡,我也想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关于一位老师,很多年前,他得了脑癌,经过治疗,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好了,然后回家,他有很深刻的感受,以前自己的所学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所从事的学问中,只有渗透人的价值的事物才是好的,因而他直到生命的临终状态,才明白蓝天真好、白云真好、草地真好、活着真好,这些事物就其自身而言就是好的,而不必要经由人的价值的投射。另一个是徐梵澄的故事,徐在印度泰戈尔学院,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生活了几十年。阿罗频多跟甘地、泰戈尔并称为印度三大圣人,同时阿罗频多也是印度独立解放运动的领袖,但是后来隐居在印度南部海边的一个城市,在那里过了他最后的40年,40年他从来没有下过楼,永远生活在二楼,直到他死亡。徐梵澄在那里过了很多年,回到了中国,他到死只有一句话:儒家真好。在儒家,死亡并不可怕,也无可逃避,因为这是生命体必然面临的规律,需要从容面对。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死亡的到来,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死亡的方式。徐本人的死就是儒家所说的“无疾而终”。我们很多人的死亡不是因为自己气质性的毛病,就是因为自己的情绪性的病候。你身体不健康,或者是你精神不健康,或者是你心理不健康,而所有身体的健康问题,大概90%都跟你的心理和情绪的不健康有关系。如果你的情绪和心理不健康,必然你会有气质性的毛病。也就是说气质性的毛病不是遗传带给你的,是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带给你的。儒家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既然在世我就好好活着,死了我就安静而从容地死去。但是从生物性而言,最高的境界就是没有一点气质性毛病,我的死,只是身体官能的自然老化,而不是我自己的修为给我带来的各种疾病。现在的人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徐梵澄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故事,就是儒家讲的“全而生之,全而归之”,当上天把这个生命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地保养他,滋润他。当上天要把这个生命取走的时候,我们顺从它。这样一个态度,恰恰就是儒家里面,我们身体,一方面是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另一方面,我们来自于天生地。所以你看儒家的成人礼和很多其他民族的成人礼,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比如说非洲的一个部落的成人礼,要做舌盘,在舌头下面装一个木舌头或者陶瓷做的舌头,为什么?要让自己变得丑一点儿,不被其他的部落抢去。长此以往,这个部落就认为谁的舌盘越大,这个人就越美,娶了这样的人,他也就越有地位。但这是以毁伤自己形体的方式来确证精神的胜利。在非洲和欧洲的很多民族当中,成人礼采用的是割礼,割礼就是要给自己的生殖器官做手术,或者见血,让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来毁伤,毁伤告诉你,以后你成长了,你的精神要主宰你的身体。但是在儒家的成人礼里面,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一点的毁伤,相反充满了敬意。自己身体的那样一个“容”,那是礼的要求。我想,通过这样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儒家看待死亡,从来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虽然说我还没有死也没有亡,但这一天总归会到来,我从来就没有恐惧过死亡。

 

 

▲ 徐梵澄

我母亲也去世了,她就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但是我发现她走的时候也非常安然,虽然她一生充满苦难,但她并没有把死亡本身作为苦难,而是坦然的,好像非常平静地告别了我们。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种儒家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而你要把这个死亡交给另外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也许你的心灵获得了某种慰藉,但是你同时也逃避了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责任。

许纪霖:三位老师的故事都非常动人,他们不仅是个人的,背后都有很深刻的、各自所信仰的道理。在成庆老师那里,人生是如梦如幻,无所执着,最后才能找到自己。但是在刘老师看来,最重要的是克服自身的残缺性,最后走向完美的上帝。但在陈赟老师的儒家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当下与此刻,从当下与此刻来寻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儒耶佛都有各自的法道来找到真正的自我、真正的生命所在。我此刻所关心的是更有趣的问题,当你们彼此听了各自的故事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共享的,有一些互相理解和亲近了?还是觉得听了别人的故事以后,觉得自己和他的距离更遥远了?

刘文瑾: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消费市场。人们在这个世界常常是被当作消费者来定义的。甚至在思想上面我们也是消费者。这个讲座的媒体支持是澎湃的“思想市场”频道。我觉得很奇怪,思想是市场,思想成为市场,思想是可以出售的吗?我感到在这样一场“怎样安身立命”的讲座里面,怎样安身立命好像也是要被出售,虽然这不是许老师的初衷,但是形成了一个潮流。

我感到儒耶佛虽然彼此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针对这个社会消费化的趋势,这样一种虚无主义的趋势,它们都要寻找一个来自身心灵深处的力量,来对抗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虚无化的潮流,一切都要变成可以看见的东西、可以计算的东西、可以出售的东西。

成庆:我跟陈赟老师认识十几年了,我刚刚来到华师大的时候,就感觉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不过他非常克制。但我要说的是,他讲的这个问题恰恰是我理解佛教的一个起点。

因为无疾而终这种情形,包括善始善终这样的一个理想,在我看来,仍然把自己托付于某种不可知的东西。比方说我的身体能跑马拉松,但是出门被车撞死了。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是我的器质性的问题,还是我的性格有问题,我不该那个时候出门吗?

我想,在谈到对身体的护养和善养浩然之气方面,类似这种对个人身体的关注的时候,其实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的死亡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而是面临着众多偶然因缘的可能性。因此我觉得,儒家里面说善终是一个很好的死亡结局,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但却无法去把握它。假如每个人的死亡都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一个结果,我觉得可以认同。但是问题是,我们如何去理解由不可知的、偶然的因素带给我们的死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今天我突然觉得,儒耶佛这三家,其实并不存在市场的问题。我反而认为,在今天不是我们供给了太多的资源,经常有上过我课的学生会来问我,老师,你告诉我一个什么方法让我没有烦恼?

这种生命真实的需要,我们是需要去回应的,你有责任告诉他有一种可能性,如果相信唯物主义,我会告诉你唯物主义怎么认为的,如果你觉得儒家也可以接受,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儒家的观点是什么。其实我还会告诉他其他众多的资源,道家、儒家、基督教,我会给他多多提供。我认为这不叫市场,而是说给你的生命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应该是让大家感觉到你生命有另外一扇窗户。

但是今天我们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很多元,本质却是单一化、同质化的。所以我想今天这场儒耶佛的对谈,所能带来的最佳效果是,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他的生命观和他的经历,跟我有某种共鸣,然后可以看一下、接触一下,看一下他的思想当中有没有供我参考的资源。至于我们三个彼此认同或者不认同,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选择与因缘,我觉得这是今天这场活动最大的意义。

陈赟:其实刚才成庆讲到了死亡这个问题,当然我也经常讲死这个问题,死是不是亡,对不同的人来说它的结果并不一样。死这个问题,当然具有意外性、偶然性、不可控制性。但即使在这所有当中,我觉得还是有我们自己可以致力的地方。我觉得整个儒家的出发点是,我们只能说能够尽力的地方,至于我们用不上力的地方,比如说命运、天,那么我们无可奈何,则保持沉默。至于我们该用力的地方,我们就一刻也不要放松我们自己的修行。

对待自己的死亡,实际上在儒家引发出来的是一生的修行,你没有一生的修行怎么可能会有无疾而终的这样一个结果呢?所以整个儒家,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是这样讲的,“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那些不是我们所能够决定的东西,那叫天命,我们听天命。然而敬其在己者,就是说尽人事,尽我们人所能够做的,结果如何呢?不得而知。不得而知,我也不求知。

 

 

这就涉及到一个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当下,把每一件事情都落实了,没有遗憾,我想你就不会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因为你在每一个瞬间都是充实的;当你去寻求生命意义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有限的当下没有被你充实。而这个当下充实,恰恰是你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个好像如何面对死和生,其实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比如,当你极其平静地对待死亡,但它不可能在死亡前的那一刻突然降临,而是你平时的积累、修为,给你带来的一个后果。

所以,正因为我们慎重对待死亡,所以我们才更加珍重我们有限的人生。生而为人一乐也,生者,活着,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即使在很多无法预料的苦难面前,只要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内心就会仍然是快乐的。

我们可以想象,佛陀、耶稣、孔子在死亡的时候,他们做的是什么?耶稣是让自己,当然也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钉在十字架上面,通过他的死来换取人类的救赎,这是耶稣的死。这个死是一种悲伤的牺牲。但是儒家不这样认为,程颢会说,人若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但先有一个自身不好了。自己的身体与别人的同样美好,你为什么不会更加热爱它呢?

佛陀的死亡是一种涅磐,他的一生工夫的目标就是走向死亡,因为人生是苦海无边,死亡是真正的解脱。但孔子临死却的时候是“弦歌而卒”,其歌云:“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唱完了这首歌,他就死了,说来就来,说去就去,这在后世的修行方法上面,那是非常深的道行,这是人在死亡面前可能做到的高度。孔子就是这样微笑着面对自己的死亡,就好像嵇康在死的时候,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所以汉语有一个词叫做“视死如归”,死亡就好像我们回家,因为我们从这个大地上回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地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回归。有什么可怕的呢?

许纪霖:我今天坐在台上听他们讲道,我是一个中立方,但有一个感觉,好像去了一个家电大卖场,好多名牌电视机放在那里,放的是同一个节目,但展示各自不同的魅力。今天这三家所面对的问题是同样的,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问题。他们力图用一种展示的方式,不是用消费的或买卖的方式来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当然,这里带有某种竞争性,但竞争不是他们的目的,就像成庆所说,他并不在乎别人如何反应,关键是自己的因缘。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个市场不就像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吗?

我一直非常敬仰的哈佛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权威史华慈教授,他是研究是比较宗教、比较哲学的,他有一个看法与众不同,一般人一讲到中西思想,都是强调中西之间差别,但是他更多的是去探求中西之间的相通性。中西文明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文明,这些轴心文明与宗教实际上都反映了人类普遍的困境,既是现实的困境,也是心灵的困境,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同样的,他们的关怀也是同样的。只是各自解决的方式不一样。

 

 

▲ 史华慈教授

今天儒耶佛三家能够对话,也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关怀。今天这个对话仅仅是开始,只是初步的、外延性的,还没有进入到深层次的。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组织一些更具体的讨论,比如如何对待苦难、死亡、恐惧、烦扰、挫折,儒家、基督教和佛教有一种什么样的智慧来对待这些人类普遍的困境?今天仅仅是一场开始,而这个开始却很符合儒家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论坛到这里结束,我们在这里感谢三位“君子”、三位老师!也谢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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